那時不讀書，給娃買個三輪車，現在也發了

“我不可能再活50歲，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歲以前，總覺得人生的路是漫長的，曲折的，可我現在才覺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長的，而是飛快的。”

韓培印已經老了，他時常會很自然地想到死亡。他在筆記本上寫道：“我不可能再活50歲，大概能再活20年吧。20年是多么的快啊，在我30歲以前，總覺得人生的路是漫長的，曲折的，可我現在才覺得人生的路是曲折的，但不是漫長的，而是飛快的。”

“大約再有20年，就是我人生的終點站，到那時我要說，再見了，我的人生，再見了，我的兒孫。寫到這里，我的眼淚一點一點地落下來……”

在鏡頭前念到這里的時候，這位年過半百的父親控制不住地哭了。

最終，他的美麗夢想還是破滅了。兒子勝利在畢業后找了一份去青海的工作，試用期每個月拿600元的工資，在野外幫當地的單位鋪通信光纜。老韓算了算，這收入還沒有自己在西安打工掙得多。

“我本來想著，大學生畢業了，工作肯定會在辦公室里，而且有空調……”韓培印嚅嚅地說著。

很難再在這位父親的臉上找到先前那種驕傲的神色了，但他卻沒有太多時間用來哀傷，兒子上大學欠下來的錢還有兩萬元沒有還清。在兒子出發去青海之后，他一個人還要孤零零地留在這座城市里，打工賺錢。

在那個黑色的小本子上，他寫下自己的姓名和詳細地址。他總擔心自己萬一突然出了什么意外，“誰知道我是誰？”

他開始時不時地后悔，自己為什么讓兒子選了這樣的專業，又后悔，也許當年根本不應該讓兒子讀書。鄰居們甚至時不時對他講：“當年不讓娃上學，給他買個三輪車，現在也發了！”

這個原本貧窮的家庭正在慢慢步入正軌，連家里那個因為兒子上學而辦起來的小商店也越辦越好了。它已經變成了一個小型超市，家里的收入也越來越高，可兒子勝利卻成了夫妻倆心頭一根拔不掉的刺。他們把招牌上兒子的名字偷偷抹掉，把“勝利商店”改成了簡單的“商店”兩個字。

事實上，連韓勝利自己也似乎想抹掉過去的記憶了。當記者輾轉找到他新換的手機號，提出希望采訪的時候，他沉默了一下，說：“對不起，我不是你要找的那個人。”

工作了3年之后，勝利辭職，在西安重新找了份工作，工資也漲到了1500元。不過，在他的同學看來，這仍然不是一個令人滿意的數字。

這個曾經是全家最大驕傲的兒子，如今也成了父母最大的心病。韓培印擔憂他遲遲沒有結婚，更何況，因為高考結束后遷走了戶口，他原有的9分耕地已經被收回。也就是說，勝利已經沒有辦法再回到農村種地了。

12月8日，當李軍虎再一次來到韓家，拿出照相機，想拍張照片的時候，原本會對著鏡頭微笑的母親突然崩潰了，她大叫著讓放下照相機：“這么丟人的事情，有什么好拍的！”

李軍虎不知道韓家什么時候能從這樣的陰云中解脫出來。在紀錄片《父親》放映的過程中，很多觀眾都被過去那個樂觀、善良、樸實的韓培印打動了。在清華大學，一位男士在提問交流環節“哭得死去活來”，平復了好一陣，才哽咽著舉起了話筒。

“我想說，我當年來到北京時跟小韓一模一樣，但今天，我是開著奧迪A8來的。”他說，“我只想證明一件事，勝利并不一定會是這樣的結果。”

當然，李軍虎也聽到了些不同的意見。一位法國影評人看完了全片，覺得匪夷所思，連聲詢問李軍虎，老韓“是不是瘋的”，“我實在無法理解他的行為。”

李軍虎想了想，告訴他：“在你們的文化里，他也許是個瘋狂的父親，但在我們中國的文化中，他是一位勇敢的父親。”勇敢的父親，正是這部紀錄片的英文名字。

更多人對老韓手中的筆記本充滿興趣。有的觀眾甚至還給李軍虎寄來了一些同樣的黑色筆記本，希望他能轉交給片中的這位父親。

他們并不知道，老韓已經很久沒有打開那兩個黑色的筆記本了，他開始懷疑，念書寫字并不是一件值得嘉許的事情。連他那個中學畢業、在深圳打工的女兒，一個月也能掙三四千元——足足是兒子的兩倍。

“以后孫子、孫女，還會讓他們上大學嗎？”有人問他。

“我看讀書是沒用的。”他嘆了口氣說。

事實上，從西安回到家里之后，他再沒有寫過什么東西，甚至連把筆記本拿出來都不愿意了。年初的時候，他曾經想在本子上寫點什么，再跟兒子談談人生，可看到大學畢業5年后，兒子情緒低落的樣子，他最后什么也沒有寫出來。本報記者 付雁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