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生素的濫用正在中國養殖業形成惡性循環，由此引發的食品安全問題已經到了關乎我們民族繁衍的程度。本報資料圖
長期食用“有抗食品”，消費者的耐藥性也會不知不覺增強，等于在人體內埋下一顆“隱形炸彈”，一旦患病，很可能就無藥可治。
《國際先驅導報》記者金微 特約撰稿白明鋒發自北京、保定 河北保定的朱師傅在當地一家規模較大的養雞場做飼養員已經有五年多了。每天，他都會戴著像防毒面具一樣的口罩，進到臭氣熏天的養雞場內進行投食和消毒等工作。
朱師傅說，小雞一般養到三四個月后，就被送到這里，關進一個個狹小的籠子。抬頭是送水的膠皮管，低頭是流動的飼料槽。它們唯一的活動就是抬頭飲水和低頭吃飼料。直到他們病死，或者被淘汰。
為什么會被關進狹小的籠子——在它們短暫的一生中，食用的都是添加了多種激素和抗生素的飼料，在食用激素后，雞往往會變得很興奮，甚至跳得很高，只能把它們囚禁在小籠子里。
脆弱的小雞
朱師傅發現，這里的雞和散養的雞有點不同，比如，下蛋以后不會“咯咯嗒、咯咯嗒……”地叫上半天，而是一聲不吭；比如下蛋要多一些，一只雞每天差不多都會下一個蛋，有時甚至會下兩個；還比如，這些雞需要打七八種疫苗。
這里的雞養殖一年多后，產蛋量就會減少和停止。之后，它們就會被淘汰掉，送到肉雞市場出售。由于長時間不見陽光和缺少運動，在轉運時需要特別小心。因為它們的骨骼很脆弱，很容易就會摔斷腿，或者摔死。
朱師傅當飼養員的這五年里，已經患上了職業病，再也吃不得雞蛋，一聞到雞蛋味就會嘔吐，哪怕是自家散養的。
肉雞的命運看起來還不如這些蛋雞，同樣狹小的環境，它們的生存周期只有四五十天，當從小雞迅速長成可以上市的肉雞，它們的命運也就結束了。由于集約化養殖，為了避免由于擁擠和不衛生的養殖環境導致的疾病暴發和傳播，這些雞同樣需要食用防止疾病的混有抗生素的飼料或水。
“一些抗生素現在已經被雞當成飯來吃。”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醫藥事業國情調研組副執行長張南說。
這種源于西方的現代養殖技術被引進中國后正在各個養殖場復制。而用抗生素飼喂的現象并非只在養雞場存在，豬、奶牛甚至是人工飼養的魚蝦，面臨著與雞同樣的命運。上個世紀，美國國會技術辦公室曾指出：“當前的養殖業集中在高產量、高密度、令人窒息的養殖環境中。某種程度上，定期使用抗生素使得這種養殖模式得以維持。”
解放軍總醫院營養科教授趙霖介紹說，這種模式被稱為現代“瘋狂畜牧業”，其進行生產的兩大技術就是：為了快速育出體積大的豬、禽，就要飼喂動物蛋白質(即肉骨粉(MBM)飼料)；而為了防止豬、禽生病，就要注射抗生素。
惡性循環
北京康華遠景科技有限公司畜牧專家肖傳明談起國內養殖業，不時發出“心寒”的感嘆。過去十年，他在全國各地的養殖場考察，抗生素濫用的情況讓他感到觸目驚心。近年來，他還發現：原來需要50天出籠的肉雞，現在縮短到40天以下。
“盡管有大量的抗生素每天飼喂，有些雞養到40天的時候還是會大量死亡，而且很難控制，所以養殖戶只好提前在37天的時候就把雞給賣了，因為養不活。”肖傳明透露，如果要想讓雞在短時間內出欄，勢必又需要更多的生長激素。
在肖傳明看來，國內養殖場正在進入惡性循環：低成本導致養殖環境差(特別是高密度飼養)、飼料原料品質低劣——動物容易得病——需要使用大量的抗生素——抗生素會影響雞的消化道系統，導致菌群紊亂和免疫力低下——導致藥物及激素的大量使用。在這樣的循環中，抗生素和激素的使用劑量在不斷加大。
中國社會科學院農村發展所尹曉青副研究員在山東、遼寧調查農村禽畜養殖情況后發現，養豬者廣泛使用添加了抗生素等藥物的飼料，被調查養殖者中，有50%養殖戶在飼料里不同程度地添加了抗生素等藥物。
據北京大學臨床藥理研究所教授肖永紅等專家調查推算，中國每年生產抗生素大約21萬噸，其中9.7萬噸抗生素用于畜牧養殖業。更有專家預測，這個數量可能超過一半。
人體的“隱形炸彈”
由于動物會對抗生素產生耐藥性，因此養殖戶們需要不斷投入新的抗生素，而且添加量會越來越多。
北京天福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汪鯤博士介紹，以前使用的土霉素、黃胺霉等抗生素，現在養殖場都不用了，改為混霉素、羅璇霉素等，也就是說，用在人身上的抗生素基本都出現在了禽畜行業里。
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醫藥事業國情調研組的調研也證明了這點：在我國養殖業中，特別是在中小養殖戶中，抗生素的濫用已登峰造極。不僅大量使用具有嚴重毒副作用的已被淘汰的抗生素，就連人類還在試用的某些新抗生素也已用于動物。許多動物不是病死的，而是過量用藥致死。
由于抗生素在動物體內無法得到有效降解，形成了抗生素殘留。有專家提醒說，經常食用含有抗生素的“有抗食品”，即使是微量的，也可能使人出現蕁麻疹或過敏性癥狀及其他不良反應；長期食用“有抗食品”，消費者的耐藥性也會不知不覺增強，等于在人體內埋下一顆“隱形炸彈”，將來一旦患病，很可能就無藥可治。
這并非危言聳聽，最近幾年，美國一些養殖場的工人感染耐藥細菌的案例不斷發生。美國很多醫學家都認為，“動物濫用抗生素與人類感染耐藥菌有明顯關聯”。
盡管農業部出臺了《允許使用的飼料添加劑品種目錄》、《動物源性食品中獸藥最高殘留限量》等規定，但是養殖戶濫用抗生素的現象依然難以監控。除了法規不夠健全，監管人手少，而養殖者多且松散，難以有效監管外，有關部門對每批上市的禽畜類肉產品都進行抗生素殘留等檢測也很難做到。而即便檢查到養殖者違規使用抗生素，處罰措施也一般是批評教育和罰款，威懾力度不夠。
抗生素濫用現象難以控制的另外一個重要因素是抗生素在養殖業里已經形成了完整的經濟利益鏈條。
“養殖戶一方面對抗生素的使用有錯誤認識，但另一方面有些企業專門靠賣藥賺錢，由此延伸出了一條龍式的服務。本來每只肉雞0.5元藥費就算超量了，可現在部分養殖戶每只肉雞的藥費已上升到2元以上了，太可怕了！”肖傳明說。
用中草藥代替抗生素？
對于抗生素濫用，中國社會科學院中醫藥事業國情調研組陳其廣無比擔憂，他認為，由此引發的食品安全問題已經到了關乎我們民族繁衍的程度。
他介紹，多年來，為克服現代化學合成飼料添加劑與抗生素藥物的濫用，我國一些專家與養殖企業一直在探索運用中草藥解決抗生素污染問題。
北京飼料工業協會會長謝仲權從1996年開始關注飼料中的抗生素問題，“國外養殖方式只求數量不求質量只講效益不講安全，這種掠奪式的養殖方式對國內是一種誤導。”意識到問題嚴重的他聯合了一些企業成立天然植物添加劑委員會，試圖通過天然植物中草藥飼料添加劑解決養殖出現的問題。經過研究，他發現可以用金銀花、蓮翹、大青葉、牛蒡子、馬齒莧、魚腥草等中草藥代替抗生素。他把這一研究成果應用到企業，成效顯著。
一些研究表明，飼料中添加中草藥可明顯改變腸道細菌組成及數量，使有益菌類增加，并抑制大部分條件致病菌的生長。而且中草藥添加劑在畜禽體內發揮有效作用后可被分解，沒有毒害與殘留，不產生抗藥性。
廣州市飼料工業協會多年來也在推廣“安全飼料，風味食品工程”，利用中草藥優勢解決了食品安全與質量問題。
不過讓謝仲權感到遺憾的是，天然中草藥并沒有列入農業部飼料添加劑目錄里，對于推廣這種養殖方式缺乏政策上的支持。據謝仲權介紹，目前天然中草藥添加劑在各省份都有試用，但最多的省份也只有5%的份額。
“很多養殖戶都意識到抗生素的問題，他們自己也不吃自己養出來的豬，如果他們知道有替代品，政府又支持，我們可以為食品安全發揮作用。”他說。
謝仲權認為，推廣中草藥飼料添加劑是個系統工程，需要在觀念上引導，同時要進行廣泛的健康養殖配套技術推廣示范工作。
鏈接：丹麥經驗
丹麥是世界上最大的豬肉出口國，也是較早推出抗生素飼料禁令的國家。
1995年春天，丹麥一家電視臺曝光了“豬是如何泡在抗生素的藥罐中”長大的，頓時震撼整個丹麥。
1998年4月，豬肉行業宣布35公斤以上生豬自愿停止使用一切抗生素飼料；同年，丹麥政府開始對使用抗生素的豬收稅(每頭豬2美元)。
2000年，丹麥政府下令，所有動物，不論大小，一律禁用抗生素飼料。
禁用當年，豬出現大量病患，動物醫用抗生素使用量比1999年多了20多噸。不過，另一數據更值得關注：動物抗生素(包含抗生素飼料和動物醫用抗生素)的年使用量，從1995年的210噸，降至2000年的96噸。
此后，丹麥養殖業者通過改善飼料、打造環境舒適的豬舍等措施，最終使動物醫用抗生素的使用量也降低了。
禁用抗生素飼料不僅讓丹麥食用肉更安全，還讓丹麥人感染耐藥性腸球菌的數量不斷減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