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報：那么在你看來，任正非強烈的危機意識到底基于什么背景？會不會是一種“狼來了”的寓言式吶喊，以此來凝聚內部的力量？ 田濤、吳春波：我們在書中說，“一部華為發展史就是一部危機管理史”，無疑是有充分和大量的故事依據的。也許在未來不長的時間內，會有人以案例的形式將華為的艱難與困苦、掙扎與奮斗展現給讀者。我這里僅以信息產業這一行業的極其獨特的稟賦對任正非的危機意識來源做些闡述。 幾十年來的全球信息產業史，所展現的就是一場“死亡競跑”，永遠有不知名的新晉者找到新的商業模式，從而摧毀一個或幾個百年貴族，而當新貴們不再有創新與進步時，又會有另外的挑戰者迅速占領舞臺，其殘酷性乃至于慘烈程度只有親歷者才能有切膚感受。 任正非當然是大歷史的親歷者，再加上他與生俱來的使命感、理想主義追求，使得他不可能不時刻感受到危機的迫壓，久而久之，形成了一種“理想精神與危機意識”相混合的思維定式，并將之傳導到了華為文化的方方面面。 日報：那么，華為成功的核心因素到底是什么？是危機意識或者自我批判么？有人認為，任正非管理思想的核心是悲觀主義，華為是悲觀主義的勝利，這樣說對么？ 田濤、吳春波：悲觀主義者是做不了組織領袖的，這是詩人和藝術家的性格元素，商人可以有憂患感，但卻必須神經粗糙，而且杰出的企業家無不是堂吉訶德式的理想主義者。 任正非很會講故事，20多年來無時不在給員工畫餅，他是個講話極富煽動性和感染力的“忽悠大師”，但他是在真誠地“忽悠”追隨者，也真誠地“忽悠”自己，從而燃燒起上上下下的奮斗的火焰，最終將一個個的“假定”變成了真實。凡是聽過任講話的人，大多有一個感受：你是在聽一個充滿了哲理性，甚至有濃厚的文學細胞的人在講演。這種個性的人，能是個悲觀主義者么？ “對沖”這個術語用在任正非身上非常合適。如果他是那種單純的理想主義者，沒有與之對立的憂患思維或危機意識去“對沖”，他會得妄想癥的。我們知道，任正非患過抑郁癥，所以他顯然也不是個天真的樂觀派。任正非的管理思想總是在兩極之間激蕩和平衡，這是他思維方式的一大特征，我們稱之為“辯證法的勝利”。本書的最后一章對此有比較系統的論述。 “自我批判”也不能定義為華為成功的核心因素，它僅是工具而已。華為的成功說到底是核心價值觀和價值觀體系。 “常識與真理” 日報：核心價值觀就是本書中反復強調的那三句話，“以客戶為中心，以奮斗者為本，長期堅持艱苦奮斗”么？你們將之稱為“常識與真理”。 田濤、吳春波：是的，這是真正的華為之魂。“以客戶為中心”就是西方人的“客戶即上帝”，可惜的是，隨著工業資本主義文化在西方的衰落，金融資本主義和技術資本主義在西方的迅猛發展，“客戶至上”這個概念在他們那里似乎過時了，受冷落了，“股東至上”、“技術崇拜”成為流行的風尚。 華為則相反，任正非把一個老掉牙的常識奉為真理，并以極大的熱忱和意志力將之傳播、執行到極致，我們在書中講，華為奉行的“拜上帝教”，即“客戶為上帝”，就是對此的形象化表述。 說到底，除了“灰度理論”之外，任正非在管理思想方面并沒有多少創新，但這恰恰證明，華為和他本人都走在了正確的道路上：為什么要別出心裁、另搞一套所謂“自主”的管理思想呢？遵循了常識就是堅持了真理。什么是商業組織的常識呢？即是：誰愿意掏錢購買你的產品，誰就是你存在的唯一價值和不可能“為二”的“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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