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經對一切滿懷希望……但是現在卻如此絕望，如此憤怒，如此無力。” 這段話出自一名自稱武漢大學畢業生的網絡日志。短短幾天，這篇日志就在網上受到高度關注，一些大學生網友認為，日志寫出了自己的心聲。 為什么這么多高學歷青年感到“無力”？我們社會應為此做些什么？帶著這些疑問，中國青年報記者近日對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張靜進行了專訪。 部分高學歷青年感到不滿，是因為結構性失位問題
中國青年報：一些大學生對社會現實感到無力，原因是什么？與收入差距越來越大有關系嗎？
張靜：收入差距只是造成部分人不滿的原因之一，但它解釋不了問題的全部。例如，有的國家收入差距不小，但社會依然穩定。所以，在分析高學歷青年群體的不滿和無力感時，需要注意更深層的結構性因素。
中國青年報：“結構性因素”具體指什么呢？
張靜：具體含義就是部分高學歷青年，在現實中遇到了結構性失位問題。
在一些長期穩定的社會中，正常情況下一個人一旦考入大學，他未來的收入如何，能進入什么樣的社會階層等后續發展路徑，都能基本確定。這種能看到未來的確定性，我們稱作預期穩定和未來結構進位的吻合，在宏觀上維持著社會穩定。
但現在的情況是，很多高學歷青年畢業后，在社會中的實際遭遇和原先對自己身份、收入、職業等方面的預期之間，出現了不小的差距，不確定性增加。
一些大學生曾寄希望于通過上大學改變社會身份，但拿到文憑后卻發現，自己還是落入了體力勞動階層，而這正是他們竭力要避免的結果。
這種預期和現實之間的巨大差距，使不少年輕人感到事業前景不明朗，因而產生焦慮和不滿。
中國青年報：為什么您確信這一點？
張靜：很多已有的數據都從側面印證了這個問題的存在，我們也可以從四處蔓延的事業焦慮氣氛中觀察出來。
中國青年報社會調查中心2010年3月對2307名在校大學生的一項調查顯示，關于最愿意去就業的單位，43.1%的受訪者選擇國有企業；關于最愿意去就業的地區，47.9%的受訪者選擇省會城市；關于自己的職業目標，45.9%的受訪者選擇領導者或者管理者。可見，不少高學歷青年群體對自己的未來發展都有很高預期。
其他機構對大學生的調查還發現，過去幾年大學生就業有兩個明顯趨勢：一是就業單位越來越基層；二是就業城市越來越向非中心城市轉移。
由此可見，大學生的實際就業狀況與對未來的高期望，形成了強烈反差。
大學專業設置與社會需求脫鉤會從根本上加劇就業難
中國青年報：您認為是什么原因造成了部分高學歷青年的結構性失位問題？
張靜：從長遠來看，文憑教育理念、社會結構變遷都可能加速上述現象發生。但就近期而言，這個問題與教育政策有關。前幾年大學擴招，我們培養出了很多高學歷者。當然，擴招能讓更多年輕人享受高等教育，這也是社會發展趨勢，但教育產出需要和社會結構相吻合，與社會需求保持一致。
大學專業結構的變化明顯滯后于社會需求的變化，大學專業設置常年無法對社會需求作出反應，就是不正常。
從教育部發布的常規統計數據中可以發現，高校文科專業的就業率與高校內部專業結構之間，相關性非常低。就業率很低的專業沒有及時縮招或調整，反而存在繼續擴招的現象。
以師范專業為例，2005年到2008年本科就業率較低的文學專業，2008年入學的在校生比例仍然排在各專業的第一位。大學專業設置與社會需求脫鉤，從根本上加劇了大學生就業難。
另外，能給人安身立命之技能的初中級職業教育，發展非常欠缺。我們系里曾有一個博士后，是新疆一家企業的主管。他告訴我，想到他們那里去工作的大學生、研究生不少，但他們企業不需要，而迫切需要的技工卻很難找到。
可見，我們的高等教育產出很多，但“產品”不對路，培養的許多人才在現實中沒有市場。這就從客觀上影響了大學生的就業狀況。
中國青年報：這很正常啊。大家辛辛苦苦讀了大學，畢業后卻只能做技工，肯定不符合大多數人的心理預期。
張靜：這和教育過于追求文憑，輕視技能培養的傳統有關。這一點也影響了大學生的就業心理。
我們有很強的“文憑社會”文化。在人們的傳統認識里，文憑是一個人職業、階層、社會地位的最主要標志。普通人可以通過拿到高文憑來改變自己的未來。這種改變，不僅僅是指經濟收入上的提高，還包括身份認同、職業準入、政策特權和社會聲望等多個方面。
社會發展到今天，“文憑社會”的文化傳統對當下大學生就業心理的影響，絲毫沒有減弱。大家普遍認為，上了大學，拿到了較高的文憑，就應該對應地進入以腦力勞動為主的職業階層，獲得較高的社會地位，擺脫基層社會。
所以，大學生一旦沒有“正常”就業，而是去賣豬肉，做掏糞工，或下鄉務農，都會成為新聞。人們從心里認為，受過高等教育的大學生，正常的職業就不應該是這樣。
精英教育不能成為緩解就業壓力的手段，技能教育應獲得更大規模發展
中國青年報：高學歷青年群體的結構性失位問題，會給社會帶來什么影響？
張靜：直接后果，就是加劇身份焦慮，并轉化為潛在的群體性不滿。每個年輕人都關心自己的未來發展，關心自己能進入哪個社會階層，有什么樣的晉升渠道，過什么樣的生活。試想，如果有這樣一批年輕人——他們受過高等教育，獲得了對自己未來發展的高預期，但現實處境卻與預期相差十萬八千里，他們能不焦慮嗎？
高學歷青年群體對社會穩定的影響力，比農民工、下崗工人等群體都要大。這一群體受教育程度高，權利意識強，有表達不滿的能力與欲望。而且，高學歷青年幾乎人人都熟悉電腦，他們表達不滿的方式更現代化，平臺更開放。
更重要的是，他們擁有的社會網絡比農民工、下崗工人等群體更廣闊。在上大學時，他們會接觸來自全國各地的同學。畢業后，他們的校友散布在各行各業，數量巨大，相互間的聯系也會繼續保持。
中國青年報：在您看來，我們應如何解決高學歷青年群體的結構性失位問題？
張靜：這一任務很艱巨，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首先，高學歷青年群體的就業心理與未來預期，應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動不斷調整。由于影響年輕人就業心理的主要因素是“文憑社會”這一文化傳統，其轉變是一個非常緩慢的過程。
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不需要馬上采取行動。大學教育應有長遠布局，逐漸改變追求文憑的傳統慣性，對社會需求要反應靈敏。
其次，教育政策的指導方針和戰略方向，需根據新的形勢作出調整，研究建立分類培養體系。教育有兩項看似矛盾的職能：一方面，通過加速社會流動達到平等；另一方面，又對身份地位進行社會分流。
我們不應回避這一事實，還要充分利用它的不同功效。
一方面，應該為所有人開放平等接受教育的機會。另一方面，教育產出量應有所區別。在全面提高社會教育水平的戰略中，應讓精英教育內容精深、培養時間長、人數少量化，技能和知識教育內容應實用、學制較短、人數普及化。
對于精英教育，應保護學生的潛力和興趣，尊重其自主選擇，不能將它作為緩解就業壓力的手段。對于技能教育，可以廣泛引進民資、外資，利用各種資源，提升技能教育的規模與水平，適應社會和經濟發展的需求。
大學專業設置與社會職業需求之間，應建立有效的聯系與共變機制，推動那些沒有社會需求、亦非精英教育的專業轉型，讓大學的人才培養與社會上的人才需求對應起來，改善大學生的就業環境。
中國青年報：船大難掉頭。我們當前的教育體制要做出上述改變有一定難度吧？
張靜：難度確實不小，因為觸及利益和體制。比如大學不愿減少招生規模，不愿取消沒有社會需求的專業。
這是因為，長期以來，教育部門按學生人頭數給大學劃撥經費，減招就意味著經費減少，教師職稱晉升乃至飯碗也會受到影響。而且，大學越是擴招，專業越是齊全，機構越是大而全，在現有體制中的地位就越高，甚至在排行榜上的位置就越靠前。本報記者 向 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