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許連豐田章男自己都沒有想到，他對中國市場的道歉會導致一場原本也許不會發生的“媒體聲討”。本來將豐田召回事件當作國際新聞來看待的中國媒體，在豐田章男突然的道歉行動之后，形成了集體聲討的浩大聲勢。似乎和美國媒體的報道一樣：這是一個國家和一個企業之間的拳擊賽。

　　回過頭來對比一下此次在豐田召回事件里中美兩個國家的媒體的報道方向，可以發現一個有趣的現象，那就是中國幾乎將譴責全部放到了豐田企業自身的錯誤身上，尤其是對豐田在召回過程中給予中美兩國消費者的“區別對待”上；而美國輿論則將很多質疑和譴責都給予到了美國交通部以及其下屬的國家公路交通安全局。

　　從美國東部時間2月23日開始的三場聽證會，媒體質疑最主要針對的并不是豐田的高管層，而是美國國家高速公路交通安全局(NHTSA)局長斯特里克蘭(David Strickland)和美國交通部部長拉胡德。類似于“剎車優先設計，標準到底在哪里，政府有沒有標準？為什么只有豐田公司不把標準給你。”這樣近乎于“殘忍”的問題讓拉胡德最后幾乎是完全招架不住。

　　反觀中國，在豐田章男道歉會之后，輿論的旋渦就開始圍繞豐田公司展開。這種輿論關注點上的區別實際上解釋了圍繞召回事件一直存在的假設：“中國有沒有類似的群發性因為汽車產品問題所帶來的安全事故？如果同樣的事故發生在中國，是否會引起同樣的關注？是否會成為一個全社會關注的事件？”

　　其實豐田只是一個“李鬼”，而非“李逵”。這就好比中超聯賽的球隊打假球一樣，球隊的負責人和行為固然應當受到制裁，但造成這種大面積假球現象出現的，肯定是監管職能的缺位和制度設置的不合理。和美國相比，我們缺少的是對商業社會中企業行為理性的看待，豐田的名稱是“豐田自動車株式會社”，不是“豐田慈善協會”。作為一個企業，最大限度追求利潤和最大程度隱瞞自己的弱點都是符合企業原則的。不能指望一個企業因為“良心發現”而“自曝家丑”，只能是嚴厲且具有權威性的法律制度能夠約束和促進這些企業“朝著正確的方向”發展。

　　此次豐田召回事件讓我們看到，美國在對駕駛者安全保護的監管方面的確有疏漏，但仍是目前最為完備和具有可操作性的。首先，對于因為汽車產品缺陷而導致安全事故的監督，美國有專門的法律，中國只有法規。一個簡單的處罰規定就可以看出來；中國對此處罰金額的上限為30000元，在美國，因為有法律保障，最高罰款可達10億美元。

　　正是因為這樣的制度缺位讓我們在進入汽車生活和汽車社會以后，仍舊不會發生類似于豐田召回的事件，同樣也表明，因為信息不對稱性，我們在享受汽車產品帶來的便利同時，也在承擔著一定的風險。豐田只是一個李鬼，而制度和監管才是李逵，在聲討豐田的同時，我們更應當關注的是，當我們的家人和我們自身越來越多的時間和越來越多的機會在汽車上度過時，我們更需要一個能讓我們放心用車的制度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