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網絡安全法，還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規范，都明確規定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要經過信息主體的同意，但現實當中，有些經營主體在收集個人數據時，沒有遵守法律的相關規定。

　　實踐中存在諸多大數據應用亂象，是因為國家層面尚缺乏統一、專門、全面的國家大數據法律。

　　未來的國家層面大數據立法，需要確立數據權屬法律制度，明確數據權屬主體資格;確立數據采集法律制度，明確數據采集的范圍和限度;確立數據存儲法律制度，明確數據存儲的內涵，存儲主體及其權利義務和責任等

　　當時針指向晚上10點，在北京市望京地區一座高端寫字樓內加班的王麗，收拾東西準備回家。

　　乘坐網約車是王麗對自己加班的犒勞。她打開某網約車平臺，輸入上車地點后，下車地點自動蹦出來一個地址，某某大廈——位于她家旁邊的一座寫字樓。她點擊確認，然后開始等待平臺派車。

　　作為某網約車平臺的長期用戶，她知道，自己的每一次出行信息，都在生成數據，什么時間、從什么地方出發、去了什么地方，一目了然。

　　她有時會想，平臺收集自己的信息有依據嗎?這些信息屬于誰所有呢?

　　我們的信息是別人的數據

　　王麗早年畢業于北京一所知名大學，如今是一家科技金融公司的中層骨干，由于公司事務繁忙，加班對她來說是常事，好在她家也在望京。

　　下班后，王麗總是乘坐出租車往家趕，但并不總是有出租車在樓下等著，所以，等出租車就成了她的一件煩心事。

　　“最怕冬天等出租車，等上幾分鐘，渾身就凍得打哆嗦。”她說。

　　幾年前，一種叫網約車的新事物出現在北京，通過手機下載網約車平臺，輸入上下車地點，就可點擊約車。

　　這對王麗來說可是好事兒：下班前在辦公室約好車，等車到了再下去，上車就走，10分鐘內就能到家。

　　幾年過去了，王麗的手機換了三四部，但手機上總是至少有兩家網約車平臺，方便她約車。

　　去年年底的一天晚上，王麗像往常一樣，打開某網約車平臺，輸入上車地點后，突然發現平臺顯示的下車地點處出現一行小字，正是她家小區地址，也是她經常輸入的下車地址，后面還有一個小“×”。她沒有多想，順手點擊確認，約車成功。

　　在回家的路上，王麗開始思考這件事情，這相當于平臺根據過往乘車信息，推斷出自己的下車地點，這意味著，根據數據就能知道自己的上班和居住地點。

　　網約車還是要坐，無奈之下，王麗在選擇下車地點時，或者選擇小區附近的寫字樓，或者選擇附近的飯館，或者到小區門口下車，或者到目的地后再走回小區。

　　過了一段時間，雖然平臺還會提示目的地，但王麗總是直接點擊小“×”后輸入其他地址，而且自己所在小區的名字再也沒有出現了。

　　王麗發現，不但自己乘坐網約車有推薦地址，甚至自己在網上搜索一種商品后，電腦頁面就開始推送這款商品。

　　最近，王麗所在單位的投影儀壞了，需要買一臺新投影儀。鑒于王麗熟悉設備，領導讓她負責購買。

　　王麗在某平臺上搜索相關產品，挑中了一款性能穩定、技術先進、價格合適的投影儀，但第二天開始，她只要打開網頁，這款產品的廣告就出現在電腦頁面上。

　　對于這種廣告推送，王麗還是比較反感的，“我搜索商品，并不一定就要購買，這種基于搜索數據進行的強制性推送，令人討厭”。

　　在王麗看來，更為深層次的疑問在于，這樣收集自己的信息并進行大數據推送，是不是侵犯了自己的權利，“憑什么自己的信息就成了別人的大數據”?

　　過度收集個人信息違反法律

　　王麗的疑問并非個例。

　　2017年8月至10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于“一法一決定”的實施情況進行了檢查，“一法”是網絡安全法，“一決定”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

　　同年年底，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執法檢查組報告稱，“用戶個人信息保護工作形勢嚴峻”。

　　報告中披露的“萬人調查報告”顯示，“一法一決定”關于用戶個人信息保護的多項制度落實得并不理想。

　　有52.1%的受訪者認為，法律關于“網絡服務提供者和其他企業事業單位在業務活動中收集、使用公民個人電子信息，必須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的規定執行得不好或者一般;有49.6%的受訪者曾遇到過度收集用戶信息現象，其中18.3%的受訪者經常遇到過度采集用戶信息現象;有61.2%的人遇到過有關企業利用自己的優勢地位強制收集、使用用戶信息，如果不接受就不能使用該產品或接受服務的“霸王條款”。

　　許多受訪者反映，當前免費應用程序普遍存在過度收集用戶信息、侵犯個人隱私問題，但幾乎沒有受到任何監管和依法懲處。

　　在中國政法大學互聯網金融法律研究院院長李愛君看來，這正是我國目前大數據應用實踐當中所存在的主要問題。

　　《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于加強網絡信息保護的決定》規定：網絡服務提供者和其他企業事業單位在業務活動中收集、使用公民個人電子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被收集者同意，不得違反法律、法規的規定和雙方的約定收集、使用信息。網絡服務提供者和其他企業事業單位收集、使用公民個人電子信息，應當公開其收集、使用規則。

　　2017年6月1日起施行的網絡安全法第四十一條規定：網絡運營者收集、使用個人信息，應當遵循合法、正當、必要的原則，公開收集、使用規則，明示收集、使用信息的目的、方式和范圍，并經被收集者同意。網絡運營者不得收集與其提供的服務無關的個人信息，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和雙方的約定收集、使用個人信息，并應當依照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和與用戶的約定，處理其保存的個人信息。

　　李愛君告訴《法制日報》記者，無論是網絡安全法，還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等法律規范，都明確規定收集、使用個人信息要經過信息主體的同意，但現實當中，有些經營主體在收集個人數據時，沒有遵守法律的相關規定。

　　李愛君認為，公民個人的選擇權和知情權也沒有受到應有的尊重。

　　她向記者舉例說，當我們準備接受網絡上一個服務時，網頁會彈出一個對話框，問你“拒絕”還是“允許”，一旦我們選擇“拒絕”，后續的相關服務就享受不了。

　　“這就是沒有給予消費者選擇權。”李愛君說，此外，在實踐中，還存在收集信息過量等問題。比如我們在使用手機注冊一些應用時，還經常被要求同意收集頭像、通訊錄、位置信息等。

　　亟需制定專門大數據法律

　　在貴州省社會科學院院長、貴州省大數據政策法律創新研究中心主任吳大華看來，實踐中存在諸多大數據應用亂象，是因為國家層面尚缺乏統一、專門、全面的國家大數據法律。

　　吳大華也是近日由社科文獻出版社出版的《貴州法治發展報告2018》的主編，貴州正是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

　　吳大華對《法制日報》記者說，目前，我國涉及數據領域的法律規范多散見于民事、刑事等基本法律和國家立法機關出臺的特別規定等法律文件之中，隨著國家大數據戰略的全面實施，大數據基礎性、全局性的問題亟待國家立法破解。

　　但在國家立法計劃中，并無大數據統一、專門立法。

　　中國政法大學傳播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巍告訴《法制日報》記者，關于大數據立法，國家確實還沒有實施這項工作。

　　吳大華認為，目前，國家層面大數據立法存在諸多障礙。一是數據權屬內涵亟待法律明確，這是大數據產業發展的基礎性問題。二是數據主權內涵亟待法律明確，這是大數據作為國家基礎性戰略資源的全局性問題。三是大數據“聚通用”關鍵環節架構及法律效力亟待法律明確，這是推動國家大數據戰略性基礎資源發揮效用的關鍵問題。四是大數據創新應用合法性亟待法律明確，這是推動大數據產業發展、釋放大數據紅利的關鍵問題。五是大數據安全保障亟待法律明確，這是保障大數據健康發展和應用的基礎性問題。

　　在李愛君看來，目前國家層面大數據立法的障礙，從理論上說，就是大數據領域的一些問題還沒有達成共識。

　　“比如說數據權利的屬性，有人說是物權，有人說是知識產權，有人說是新型民事權利，沒有形成共識。”李愛君說，“我認為是一種新型民事權利，因為數據權利既有人格權屬性，又有財產權屬性與國家主權屬性。”

　　李愛君認為，如果能夠破解大數據權利的性質是什么、權利如何歸屬、權利如何保護這些問題，“立法的障礙應該沒有了”。

　　朱巍說，目前大家對大數據性質還存在爭議，比如在民法總則制定過程中，曾經在知識產權的客體中加了一條，即數據信息權，后來，包括他在內的專家提出，如果將數據信息歸為知識產權，那么其中會存在權利沖突，最終，數據信息權這一條就被拿掉了。

　　在朱巍看來，只有大家把這些問題弄明白了才能推動立法工作。

　　在大數據立法領域，作為國家級大數據綜合試驗區的貴州已經在探索，《貴州法治發展報告2018》梳理了其中的進程。

　　2016年，貴州在全國率先出臺大數據地方法規《貴州省大數據發展應用促進條例》，著眼于大數據發展應用的系列環節和數據共享開放、數據安全等重點內容進行規范調整。

　　2016年9月，貴州省設立全國首個直屬省政府正廳級大數據發展管理機構——參公事業單位：貴州省大數據發展管理局，專門負責大數據領域相關地方法規規章的起草等工作。

　　2017年4月，貴陽市出臺《貴陽市政府數據共享開放條例》，成為全國首部政府數據共享開放地方性法規。

　　吳大華建議，由于大數據涉及領域和環節眾多，可以從激勵和促進角度考慮先行制定總括性、統一性、專門性的大數據發展應用促進法，首先明確國家大數據發展體制，明確一個職能機構統一管理國家大數據發展、統籌實施國家大數據戰略。

　　在吳大華看來，未來的國家層面大數據立法，需要確立數據權屬法律制度，明確數據權屬主體資格;確立數據采集法律制度，明確數據采集的范圍和限度;確立數據存儲法律制度，明確數據存儲的內涵，存儲主體及其權利義務和責任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