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質量萬里行
文/本刊記者 汪仲元
劉建（化名）和李永輝（化名）是上海一家小公司的CEO和COO，雖然名片上如大多數公司一樣，印著各種各樣復雜的頭銜和聯系方式。甚至logo也和某國際知名通信運營商十分類似，但現階段他們倆合辦的這個小公司的員工只有他們倆。
位于上海市徐匯區的一座老式寫字樓里，劉建和李永輝的公司幾個月前悄無聲息地開業了。門口慶祝開業的花籃似乎還沒有褪色，但走進公司，置辦好的十幾臺電腦前卻空無一人。唯有倆人共用的大辦公室里放著各種各樣的手機主板和宣傳冊。
劉建告訴記者，自己做的正是所謂“山寨手機”，而具體到這條產業鏈中的環節，則是中間部分。而所有山寨手機的上游幾乎都可以追溯到一個名字：聯發科。
山寨手機起始于臺灣
手機業界的從業者幾乎沒有人不知道臺灣聯發科的鼎鼎大名。1997年，聯發科成立，之后僅僅用了6年時間，聯發科就在臺灣科技百強企業中名列第一。而真正使得聯發科在大陸包括世界范圍內聲名鵲起的，則是它開創性的手機解決方案。
在MTK的手機解決方案中，將手機芯片和手機軟件平臺預先整合到一起。這種方案可以使終端廠商節約成本，加速產品上市周期。MTK公司的產品因為集成較多的多媒體功能和較低的價格，在大陸手機公司和手機設計公司得到廣泛的應用。加上MTK的完工率較高，基本上在60％以上，這樣手機廠商拿到手機平臺基本上就是一個半成品，只要稍稍的加工就可上架出貨了。這也正是許多山寨手機都使用MTK的最主要的原因。
MTK時代始于臺灣，高潮卻在大陸，很多通信業的低端或者終端從業者突然發現，制造一款功能強大，成本低廉的手機原來是如此容易。一時間，大陸的仿制手機風起云涌。聯發科的芯片平臺在大陸幾乎制造了一個新興產業。而它的創始人蔡明介則被人戲稱為“山寨手機之父”。
有了最基本的技術，劉建和李永輝為代表的技術人員所做的就是中游的布線和集成工作。簡單地說，就是將手機將要具有的功能排列組合，根據下游制造和銷售商的要求組合出不同款的手機。至于手機的外殼和包裝，在已經具有芯片技術的先決條件下，成本微小到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我們有固定的銷貨渠道，南邊，也就是廣州深圳的商人是最大的買家，我們的活基本不會間斷。”劉建這樣告訴記者，而就在前兩天，一筆來自美國的訂單讓這個小公司有了第一筆生意，數額不大，10萬美元，但業務畢竟是啟動了。
“國外對中國產的山寨手機的需求量很大，由于國外手機市場的細分，所以很多時候他們對功能的要求十分苛刻和奇怪，而在我們這里，這些全都不是問題。”李永輝介紹說，這一次美國的訂單就是要定制一批老年人專用的手機，相對于普通手機，顯示字體要求更大，還需具備發聲功能，以及和美國交通和日常生活相對應的一些其他功能，在中國則基本不會用到。而基于MTK芯片技術的手機則像簡單拼圖一樣輕易做到了這些。
國內手機市場三分之一是“山寨”
山寨手機截止到2009年底，在國內手機市場的份額已經占到了30%左右，也就是說，三部手機里就有一部山寨貨。山寨手機其本身屬于定位模糊的假冒產品，很多山寨手機也注冊了自己的牌子，但并不繳納增值稅和銷售稅。外觀與知名品牌的無限靠近并不能成為假冒的依據。更低廉的價格和更豐富的功能注定了它具有自己的龐大市場。當然，也有完全假冒國際知名品牌的手機，劉建告訴記者，手機業界廣為流傳的一個笑話是：瑞典的一個用戶買了一部諾基亞手機，出現問題拿到諾基亞去維修。技術人員打開機器才發現，這部手機居然是中國的山寨貨。能成功蒙蔽用戶和技術人員，中國“高端”山寨手機的功力可想而知。
“國內很多山寨手機的從業人員都是大的通信企業原來的員工，發現這里的錢遠比原來的好賺，于是紛紛下水。”劉建這樣說道。甚至包括他和李永輝也是從大公司出來單干的典型，倆人之前都做到了中層，年薪也達到了十萬級別。但還是決定自己創業，投身山寨，一方面說明兩個人的創業決心，另一方面，也說明了山寨手機巨大的利潤空間。
“利潤已經不如前幾年了，但還是可以的。”劉建和李永輝都認為，這些年的山寨手機市場新來者太多，蛋糕早已不似當年那么好分。據他們說，某個現在轉做正規手機的“當年”山寨品牌，剛成立時第一年年底分紅，會計直接讓公司管理層每個人帶一個雙肩背，就在會議室里關起門來，將成捆成捆的現金發給大家。雖然一滿包現金也未必有多少，但這種“大秤分金銀”的豪氣，恰恰說明了山寨手機市場初開時的暴利和較低的門檻。
山寨手機在中國似乎已成為一種文化，代表者和擁護者是低收入者和對性價比極度要求的人群。而針對山寨手機的未來之路，民間和官方有著多種看法。“招安”和“潛水”是放在面前的兩條路。
擺脫山寨身份并不容易
招安就是洗白，照章納稅，按規矩辦事。擺脫自己不大見得光的身份，從此做一個有“身份”的企業。而潛水就是繼續現在的道路，賺著好賺的錢，也擔著一定的風險。但在劉建李永輝看來招安同樣有風險。之前死去的無數知名國產家電品牌旗下的手機就是例子。百度一下“山寨手機”這個詞條里有一句話，很好地說明了山寨手機業者們的擔憂：“‘白白凈凈’地把企業做大做強肯定是山寨機企業的最大理想，但問題是沒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哪能成功洗白呢？大多數山寨機只能選擇繼續山寨，而極少數的大山寨老板或許能成功地洗腳上岸，但這肯定是要付出相當大的經濟代價，而且上岸后的前途是否一帆風順，沒有任何人能打包票。”
而讓山寨手機有理由和底氣繼續“潛水”的還有消費者的力挺。對于花錢買產品和服務的消費者來說，誰黑誰白其實并不那么重要，最關鍵的是錢花的值不值。山寨手機價格低廉，通常只有正規手機的三分之一甚至更低。而廣為媒體和正規手機廠商詬病的質量和售后服務問題，在廣大消費者看來，也并不那么差。用某些網友的話來說，正規手機售后服務也不怎么樣，何況有些山寨手機還有售后服務呢。還有一點極為重要的，也是山寨手機的“核心競爭力”，是山寨手機想方設法滿足消費者一切需求的努力精神和創新意識，在草根文化為基礎的山寨手機市場，沒有權威和官方的話語方式和做事風格，只有競爭力和市場需求。甚至有網友總結：“農業學大寨，工業學山寨”。一時成為山寨手機的調侃式經典評價。
北京的西直門和木樨園是北京最大的兩個山寨手機集散地，琳瑯滿目的山寨手機與市場上各大品牌都有類似之處。但價格卻低得驚人。記者在這里購買了一款山寨蘋果手機，市價4000多元的手機開價只有600多，砍價之后僅花了400多。使用起來也是像模像樣。和正品手機比起來，手感差距較大，外觀幾乎一模一樣，屏幕略小，界面略顯粗糙。但考慮到性價比，尤其是能滿足愛面子又不愿多花錢的一部分人的需求，可謂價廉物足。
雖然有著諸多優點，但從事這行的劉建和李永輝對未來的打算還是有著猶豫。在他們心中，從事山寨手機設計只是權宜之計，長遠來看，他們還是偏向“招安”，即把自己的品牌正規化，如果可能的話，包攬中下游產業鏈，洗白自己，做出像類似天語那樣的規模和口碑。這樣的希望對于他們現在所持的態度不啻是一種矛盾，但也代表了相當一部分有一定實力和技術，同時觀念較為正統，只是暫時寄人籬下的高學歷從業者們的思想。
繼續“潛水”還是“上岸”，雖不如哈姆雷特的哲學思考般深邃，但卻是中國數百萬山寨手機從業者面臨的現實問題。或許，在中國社會里，小作坊式的生產方式確實有著存在的必要，也不缺生存的土壤。但理想也永遠存在，一旦做大，相當一部分人會有著各種各樣的想法，而轉為正規是最為主流的一種。正如劉建和李永輝對未來考慮的矛盾一樣，整個山寨手機行業勢必在這種脫離與留下，不斷的滾動循環中繼續發展，繼續扮演著自己應該有且短時間內不會消失的角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