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央視網7月4日發表的《新聞1+1》：房租，又一個“綠豆”？心情十分沉重。這期《新聞1+1》把房租和“綠豆”作了聯系，而加了引號的綠豆是一個關于物價暴漲的事件。但暴漲的房租如果真和“綠豆”一樣，我的心情就不會如此沉重了，因為“有關部門就通報多起囤積哄抬農產品價格違法案件的查處情況，通報顯示，多家企業存在串通漲價、哄抬綠豆、大蒜價格行為，被處以兩萬到一百萬不等的處罰。”所以對囤積哄抬物價只要有懲處手段，就有望得到制止。但對暴漲的房租，也能像對綠豆、大蒜一樣措施強硬，令行禁止嗎？

　　現在的房價正常嗎？也就是說符合普通國民的消費水平嗎？答案是否定的。對畸形的房地產市場，不管政府還是百姓都意識到已經成了社會難題，國家也多次出臺了調控政策，但收效甚微。為什么？這大概只能理解為房地產是支柱產業，而綠豆、大蒜不是。租房市場是購房市場延伸出的一個市場——都是解決居住問題的。消費者對購房和租房的選擇，不是消費理念的選擇，而是消費水平的限制。一個關于實現居者有其屋的生活必須的購房市場，能以畸形的狀態發展壯大，成了投機者的淘金之地，由其延伸出來的租房市場無疑會被復制。《新聞1+1》指出：“在大城市里面租房住的租客們就已經感受到了不斷攀升的房租，那這到底是為什么呢？會不會也像綠豆一樣，有幕后的黑手呢？”如果在物價暴漲的背后一定存在“黑手”，那么房租背后的“黑手”不僅限于與“綠豆”類比，是不是也同樣可以認為：會不會也和房價一樣，有幕后的“黑手”呢？兩只“黑手”的區別在于，一只是可以斬斷的，一只卻到現在還沒有收手。而房租的暴漲究竟會類同于哪一只“黑手”，不是我們的愿望所決定的。當然，房租如果是“綠豆”，問題就簡單了。

　　筆者不想贅述《新聞1+1》透露的房產中介在租房市場的種種炒作手段，這在購房市場已經不算新發明了。讓我感到無望和內心疼痛的是：“在北京，現在平均的大學畢業生工資不到兩千五，可是房租平均達到快兩千八，兩千九，甚至三千了……”曾經在討論高房價問題時，許多不食人間煙火的專家學者和高高在上的房地產開發商，輕飄飄地說，年輕人買不起房是正常的，可以先租房。筆者對此早有預感，曾在《房租漲價：禍根不除必有惡果》一文中提出：“買不起房的是占社會絕大多數的工薪階層，如果都愿意把解決住房的目標轉移到租房上，房子的租金必定大幅增長；如果“80后”一代也愿意在租賃屋里結婚的話，也就是說丈母娘們也同意把女兒嫁給無房的女婿，那么租房市場就會出現像購房市場一樣的局面。”這并非不幸言中，而是從購房市場的現狀很容易預測租房市場，因為兩個市場面臨同樣的需求，要解決的是同樣的問題，所以具備上演幾乎同樣強取豪奪的悲劇的客觀條件。然而，從調控房地產市場的舉步維艱來看，憑什么去指望會有一個規范的租房市場？人們要得到住房，無非通過自建、購房、租房來解決，而在前兩種方式根本無望的情況下，剩下的租房方式也高不可攀，那么，像平均工資不到兩千五的大學畢業生，面對高達兩千八，兩千九，甚至三千的平均房租，誰能給出一個解決辦法？這難道還不是嚴重的社會問題？

　　而真正的問題嚴重性在于：無論是購房市場還是租房市場，都是市場行為，從房價在屢次調控下沒有明顯下降來看，對租房問題也難有像對待綠豆、大蒜一樣行之有效的措施。更令人擔憂的是，如果在租房市場存在購房市場一樣的炒作“黑手”，其投入資金更少，參與的人就更多，高價同盟更大更穩固。要像對付炒作綠豆、大蒜一樣來打擊房租的暴漲，即使可行，但政策會面臨尷尬：如果能用對付炒作綠豆、大蒜一樣來打擊房租的暴漲，為什么不早用同樣的辦法對付高房價？這不是狡辯，而是想說明為什么被實踐證明肯定的市場經濟，在我們的現實社會中給民生帶來了難題？市場經濟讓我們看到的似乎是資本博弈的毫無人性。誠然，市場經濟是以利潤最大化為追求目標的，除法律法規外，很難增加道義的限制，對所謂的市場“幕后黑手”多數也是道德意義上的譴責，因此顯得軟弱無力。那么，為何這種市場經濟的產物，在帶來所謂的經濟發展的同時會給民生帶來了如此災難？這不得不要拷問這種市場經濟依賴的社會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