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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湯涌

　　合邏輯的黑色幽默

　　在多家媒體報道若干例性早熟嬰兒都有過食用圣元奶粉的經歷之后，圣元稱要把在內地并未公開落地的鳳凰衛視以及鳳凰網告上法庭。同時圣元發表聲明，認為激素是一種昂貴的藥品，自己沒理由貼錢去給奶粉添加激素。

　　不過接下來的事情估計就讓圣元更坐不住了，有媒體官方微博爆料：圣元奶粉在某網站發布的軟文，被細心網友發現該公司正在操作員工們以行業專家的名義，發布觀點以證明圣元奶粉的安全性。該文章中赫然寫著“請穆總再增加點可署名的專家觀點，也請黃總加些可署名的文獻內容，證明奶粉安全性”等內容，輿論嘩然。

　　當然，單就聲明而言，圣元的應對和解釋基本合乎邏輯，衛生部的觀點更合乎邏輯：引發性早熟的原因很多，不能認為這些孩子都吃了圣元奶粉就認定一定是圣元奶粉有問題，同時責成湖北趕緊進行調查。

　　圣元的聲明里，有一句帶有黑色幽默的色彩，“純進口奶源”，就這一點聲明的解釋出現了好幾個不同的版本，圣元的公關部門和客服答的都不一樣，有的說奶源來自歐洲，有的說奶源來自新西蘭。奶粉罐上寫的是來自歐盟，但是一行小字表示：“特殊情況下使用歐盟外的乳品原料，但僅限于美國、新西蘭和澳大利亞三國。”

　　這個表態正是近兩年中國乳業悲劇的化身：必須強調自己的奶源不來自國內。

　　幾年前，發改委曾經向各大乳制品企業提要求，必須有自己的奶源基地。但是“三聚氰胺”事件發生之后，活下來的中國乳制品企業紛紛和出事的奶源基地劃清界限，過去鼓勵和組織消費者參觀基地宣傳山清水秀的活動也不再舉行了。當時做得最徹底的就是圣元，它把出事的河北、內蒙等地的基地賣給了其他企業，黑龍江的基地交給了自己的低端品牌。

　　2009年從廣東口岸進口的乳制品原料比2008年增長了41%，這導致德國媒體曾經驚呼，說牛奶漲價是中國人喝牛奶喝的。

　　降低的國家標準

　　和這種信賴歐洲乳制品而引發的進口狂熱相對的，是乳制品國家標準在三聚氰胺事件發生后有所降低：1986年頒布的生鮮牛乳收購標準和2003年衛生部的鮮乳衛生標準，都要求蛋白質含量為2.95%，而2010年7月1日出臺的中國乳制品國家標準卻把蛋白質含量降低為2.8%(美國是3.0%)。

　　對于這樣一個標準，制訂的理由是中國養牛業散戶居多、精飼料喂得少，奶牛的營養跟不上，產奶就會很稀、沒有營養。

　　支持降低標準的專家表示，如果訂的標準太高，很多奶農就只能倒奶，或者偷偷地摻諸如三聚氰胺之類的東西。至于降低到2.8%之后，含量為2.6%的牛奶里仍然可能摻三聚氰胺這個問題，他們沒有解釋如何應對。

　　另一個指標菌落總數定的是200萬，在1986年的國家標準里面分了四級，一級是50萬、二級是100萬、三級是200萬、四級是400萬。韓國的鮮奶標準是7000。

　　據說在產“200萬”的奶牛場里，基本上會出現異味和蒼蠅亂飛，盡管以后會消毒，但惡劣的飼養環境會影響鮮奶的質量。

　　菌落標準的修改，使得過去相當于三級品的次品牛奶如今都成了合格品。至于修改的理由，據說也是為了保護這個行業。同時防止有人在牛奶里摻抗生素，至于奶農仍然會在送奶去奶站之前在桶里放一把某某霉素的問題，專家同樣沒有解釋如何應對。

　　從營養和菌落兩方面看，新國標都存在著這樣一個致命的弱點：它從來沒有考慮到獎勵優秀企業，而是把所有企業驅趕得向低標準去看齊，這看似保護了這個行業、保護了民族產業，卻恰恰是毀掉了民族產業、毀掉了中國的乳制品行業。這樣的標準將會讓中國乳制品帶著低質量的標簽活下去，而無法對一個行業執行雙重標準，還使得中國市場成為國外低端甚至于不合格產品的收容所。

　　在這樣一個低標準松要求的市場環境之下，“國外奶源”一樣可以和“本地奶源”一樣發生各種各樣的問題。而圣元的聲明當中提到了另一點，就是出口國也會對商品質量進行檢測—這其實是更具有悲劇感的一句話，一個中國乳制品企業已經認為中國政府部門的檢測不足以說服消費者，還要提出那幾個發達國家的標準。要依靠外國的有關部門來維系食品安全，無論如何說不過去。

　　低國標保護的又是誰的利益？

　　除了一些經營不善的養殖散戶確實松了一口氣之外，最值得慶祝的應該是各地方政府。他們需要利稅和GDP，和認真地執行嚴酷的國標讓一批生產者(小企業、散戶)垮掉相比，修改及格線讓更多人及格，搞一個牛奶業的大擴招，實在是再和諧不過了。

　　其次是一些需要養殖業數字每年增長的部委官員和行業協會領導，對他們來說，奶牛頭數的增加和乳制品產量的增加是現實的，可以寫進報告里的，質量則很難量化，而且真對原奶動一刀，影響到很多方面的利益，還可能造成牛奶價格猛漲，引發消費者的埋怨，而且物價問題在中國又往往會牽扯到一個“政治正確”的問題。

　　有人在保護，有人不愿意打破平衡，具體的監管部門也只能是睜一只眼閉一只眼。

　　質檢部門在三聚氰胺事件之后按理說應該多總結教訓，好好地考察一下乳制品業以及其他的食品行業，只要多問幾個奶農，就可以知道使用激素在國內不罕見，應該在質檢上有所體現，但是沒人推進這種事。

　　坐在辦公室里等報案的警察們

　　國家質檢總局近兩年在百忙之中還在推進諸如“電子監管碼查詢商品是否假貨”這樣優先度應該很低的項目，除了那些項目能帶來利益之外，只怕還有懶惰和失職可以形容。

　　在性早熟事件發生之后，質檢部門根本無法應對復雜局面，還怕麻煩地把家長們往外推，最后還要農業部提供激素檢測技術。

　　如果有害物質是一群賊，那衛生部、質檢總局他們就是警察，可是這幾位執法者從來沒有試圖真正上街巡邏，發現隱患，而是坐在辦公室里等報案—這是讓中國人的孩子用自己的腎、肝，這次可能還是早熟的乳房，去試驗有害物質的危害性。用健康和人命不斷完善檢驗標準，發現那些本來不該出現在食品中的東西。

　　這樣的管理水平，傷害的不僅僅是孩子和孩子的家長，還有企業。圣元這次的危機公關花銷巨大，做得戰戰兢兢—誰不恐慌？有三鹿的先例，昔日里當做“免檢企業”(真是個有關部門偷懶的好借口)對待，到曝出大規模丑聞了，便殺了祭旗。這是不教而誅，是不管理就懲處，這樣的環境對企業既不公平，也不安全。

　　當然，最恐慌最憤怒的還是那些激動的家長們。而在這次事件中，衛生部宣布“調查”的表態無法令他們滿意—在媒體介入之前，他們基本上處于一種孤立無援的狀態。找工商部門，工商讓他們自己找質量檢測機構；質量檢測機構又不接受個人的檢測要求；直接找企業，企業又試圖“2000元解決”。

　　要改變這種局面，最好的辦法就是把行業協會真正變成行業協會、大規模地進行自查，同時設立對每一個消費者開放的監督機構，這些機構必須有足夠大的實力，能抵御各方面的公關和干涉。

　　我有一個吃母乳的女兒，隨著飯量增大，她早晚也要加吃奶粉和輔食。有人也許說，母乳最安全，但是她的媽媽要喝肉湯和魚湯，這些魚、這些肉有沒有激素？嬰兒的食物他們都不查，他們會去查那些大人的飯菜嗎？當然，從圣元事件引發的爭議和中國乳制品的新國標看，有關部門似乎根本沒期待中國誕生乳業名牌，更別提保護先進了，吃不死人、能增加GDP就夠了。

　　作者系媒體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