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社會假的東西太多了，所以，出現了“職業打假人”，他們以打假為生，將“義”與“利”有機結合，無論社會上如何激辯，它顯然已成為當今社會打假領域的一種“中間力量”。既然“好人”稀缺，那么，其市場也一定浩大，為什么不鼓勵一些人做“職業好人”呢？

　　如今我們的社會最不缺的是失信、無德、冷漠和貪腐等惡的東西，而最缺少的是愛心、熱情、無私和正義。

　　假如我們不能對惡的一面進行有效有力地抑制，那么也就應該對一切善舉進行毫無保留地弘揚，而且是大力地弘揚。

　　既然很多人在如今的商品社會中“否定了崇高”，否定了“無私”的好人好事的存在，并認為做好人好事一定“有其目的性”，“否則不合乎市場經濟的邏輯”，那么，我們就設定做好人有其目的性吧——他們“被”名“被”利，那么，社會就應當相應地鼓勵這種目的性也是很“合乎邏輯的”。

　　我們的社會假的東西太多了，所以，出現了“職業打假人”，他們以打假為生，將“義”與“利”有機結合，無論社會上如何激辯，它顯然已成為當今社會打假領域的一種“中間力量”。

　　既然“好人”稀缺，那么，其市場也一定浩大，為什么不鼓勵一些人做“職業好人”呢？

　　前些時候，湖北小伙子周沖冒險救女童的事兒，讓我們再次從一個普通年輕人身上看到了人性的光輝。盡管他自己一直說是“出自本能”，“沒想過會有這么大影響”，“沒想過通過這事兒改變自己的生活”，但正是這種“無意識”，卻是彰顯蕓蕓眾生中不乏善良本性的存在。

　　廣州天河區政府也值得書寫，他們及時地對這種善舉進行獎勵，就是對社會正向力量的褒獎。

　　在授獎給周沖的那一刻，政府的支持與百姓的微笑，構成了一幅真正的“溫暖和諧圖”。

　　對于這位無業的年輕英雄來說，盡管5萬元的獎勵已讓他“感到驚喜意外”，但是從對這種行為的鼓勵來說，與當下人們內心的“金錢意識”相比對，5萬元實在太少了。

　　在我們的意識里，這5萬元甚至只是高檔住宅中的1平方米，只是一輛普通的轎車，只是一個孩子的擇校費，只是“三公”的一頓飯，只是貪腐者成百上千上億幾十億贓款的九牛一毛。

　　因此，對于一個影響大的“好人事件”，一次性獎勵100萬元，除了可能會讓好人內心有些“不安”外，無論從各方面講，一點都不為過。

　　因此，在肯定天河政府正義之舉的同時，我們也應該遺憾地看到政府以及社會面對此類事的顯著遲鈍：我們的“見義勇為基金”在哪里？

　　我們巨額獎勵科技發明，我們為老弱病殘進行全社會性地募捐，我們為搶險救災不惜余“財”，可我們為這些真正的勇敢無私的人士做了些什么呢？

　　如果說“義工”還算是“職業好人”

　　中的“臨時工”，那他們的“待遇”太低，也一直是個值得社會重視的普遍現象。

　　對著“好人好事”講錢，可能有失好人的準則，但卻符合當下社會的準則。

　　我們總是說別讓好人吃虧，好人往往吃虧。

　　那么，我們就拿出些“制度安排”

　　來，讓好人也贏得應該屬于他們的那一份尊嚴和自豪。由此引申一下：對于各地的“質量獎”，是不是也應該加大獎勵力度呢？

　　抑惡揚善，是一個社會良性運行的基本法則，惡不抑則善必失；同理，善不揚則惡必行。

　　我們的社會有許多大惡需要懲治，我們為此也付出了巨大的成本；而對于美好和善良，我們也應該不惜成本地付出，再付出，弘揚，再弘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