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假買假”維權行為終于有法律撐腰了。

　　1月9日，最高法發布《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食品藥品糾紛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規定》（下簡稱《規定》），明確“知假買假”可受法律保護。該《規定》同樣適用于化妝品和保健品領域，將于2014年3月15日起施行。

　　《規定》第3條規定：“因食品、藥品質量問題發生糾紛，購買者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權利，生產者、銷售者以購買者明知食品、藥品存在質量問題而仍然購買為由進行抗辯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但遺憾的是，對于職業打假人或打假公司的“知假買假”、“買假索賠”，司法解釋未予明確支持。

　　“知假買假”被認可利于消費者維權索賠

       “知假買假”、“明知故買”行為將不再影響消費者維護自身權益，對廣大消費者來說，無疑是個好消息。而對于無良商家來說，這也必然起到極大的震懾作用。

　　此前，很多無良商家都曾以購買者“動機不純”，拒絕賠付或者拒絕足額賠付。

　　而根子還是對“消費者”身份的認定上。根據《消法》，學者們普遍認為，所謂“消費者”是指：“為了滿足個人生活消費的需要而購買、使用商品或者接受服務的人”。

　　但何謂“滿足個人生活消費需要”？知假買假屬于“滿足個人生活消費需要”嗎？從司法判例來看，最終不同法院之間的裁度往往也自相矛盾。

　　法學博士、廈門大學法學院助理教授李曉輝分析，對于“知假買假者”是否是“消費者”問題，以2000年前后的司法判例為界，可以分為“肯定期”和“否定期”。

　　在“肯定期”，法院通常支持“知假買假者”，其理論支撐是：消費者這一概念是與經營者相對應的，任何人（包括知假買假者），只要其購買商品和接受服務的目的不是為了將商品或者服務再次轉手，不是為了專門從事商品交易活動，就是消費者。

　　而在“否定期”，法院和理論界對于何謂“生活消費需要”，又有兩種認定方法。一種是法官利用“經驗法則”去判定和把握消費者的購買動機，法官全憑內心判斷，無需舉證。例如，消費者如果一次性購買商品過多，超過了通常人的需求，就被認為不是生活消費的需要了，因此就不能認定為消費者。另一種是“知假買假”，然后索賠，其目的也不是為了“生活消費需要”，而是為了索賠營利，因此也不算消費者。

　　實際上，對于消費者來說，無論對商品了解多少，在商品沒有拿出柜臺進行檢驗或鑒定之前是不可能做到真正知假的，例如有的消費者帶著公證人員購買商品后直接封存送檢，因此客觀上根本就不可能出現嚴格意義的“知假買假”。

　　懲罰性賠償不再以消費者受損害為前提

       上述兩種認定方法，顯然對消費者不利，因為消費者往往不能提供證據證明，所購商品是為生活需要購買。

　　由此帶來的后果則是，無良商家近年來越發肆無忌憚，“毒奶粉”、“瘦肉精”、“毒大米”、“毒膠囊”橫行，食品藥品安全事件頻發。

　　所以，最高法制定出臺《規定》認可“知假買假”，是十分及時與必要的。

　　食品領域懲罰性賠償相關規定有突破

      《規定》的另一亮點是，對于食品領域的懲罰性賠償也邁出了頗接地氣的一步：懲罰性賠償不再以消費者受損害為前提。

　　《規定》第15條明確規定：“生產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或者銷售明知是不符合安全標準的食品，消費者除要求賠償損失外，向生產者、銷售者主張支付價款十倍賠償金或者依照法律規定的其他賠償標準要求賠償的，人民法院應予支持。”

　　此前，基于“懲前毖后，治病救人”的立法宗旨，中國的法律向來不支持懲罰性賠償。唯一具有懲罰性賠償色彩的是食品領域。

　　據現行《消法》第49條，“經營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務有欺詐行為的，應當按照消費者的要求增加賠償其受到的損失，增加賠償的金額為消費者購買商品的價格或者接受服務費用的一倍”。

　　現行的《食品安全法》第96條則規定了食品價款十倍的懲罰性賠償，但其中也明確規定了“違反本法規定，造成人身、財產或者其他損害的，依法承擔賠償責任”。

　　據此，現實中，這一懲罰性賠償規定往往以消費者人身權益遭受損害為前提。

　　但很多時候，消費者食用假冒偽劣食品遭受的侵害，并非立竿見影，很多情況更是難以界定二者之間的因果關系，最終受損的還是信息不對稱的消費者。這也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打擊無良商家、維護消費者權益、凈化食品市場環境的力量。

　　因此，食品領域的懲罰性賠償不再以消費者受損害為前提，具有深遠意義。

　　遺憾的是，對于職業打假人乃至打假公司的“知假買假”，司法解釋沒有明確規定。

　　山東濟南舜天律師事務所呂洪利認為，這意味著職業打假人的“知假買假”、“買假索賠”行為不受法律支持。“也就是說最主要的判定點在是否屬于職業打假人，從司法上來說，這一點判定依據也很多。”

　　“這方面還是一個探索的過程中。”有專家認為，“職業打假本身是一把‘雙刃劍’，一方面能夠對假冒偽劣行為起到制約、遏制作用，但也可能產生一些道德風險或者市場秩序上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