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是低收入者，還是高收入者，似乎對“貧富混居”這一政策都不可接受，這一點或許在蘭州市政府的意料之外。

　　而且，就算政府在土地出讓時對房地產開發商降低一定幅度的土地價格，要求開發商開發出一定比例的限價房，但是這能夠保證開發商會拿出好的房子給低收入者嗎

　　視點關注

　　法制日報記者 周文馨 法制日報通訊員 李開南

　　甘肅省蘭州市房屋均價已達每平方米5440元。不久前揭曉的《中國城市房價排行榜》中，蘭州市的房價在全國百座城市中排名第49位，在西北五省區位居第一。

　　持續的高溫，持續走高的房價，在此背景下，低收入者的住房問題如何解決？日前，蘭州市出臺政策，決定將市政府主導的保障性住房建設實行“貧富混居”。而此前，湖北省武漢市也提出，不再成片開發建設經濟適用房，提倡富人和窮人混居。

　　一個是“貧富混居”的愿景，一個是實打實地實施，都引起了各方的爭議。有分析人士認為，“貧富混居”的動機是好的，是為了避免“貧民窟”的出現，但結果卻未必如此，“富人未必買賬，窮人未必領情”。

　　《法制日報》記者調查發現，“貧富混居”的爭議遠非“買賬”、“領情”這么簡單，這其中暴露的是地方政府建設保障性住房的困境。

　　貧富混居

　　“富人”不買賬“窮人”不領情

　　關于蘭州市推行的“貧富混居”政策，媒體所報道的蘭州市民馬世杰的幸福生活似乎是一種絕佳詮釋。

　　馬世杰一家五口，妻子沒有工作，大女兒因病失去勞動力，二女兒已嫁，小女兒還在上學。家庭收入主要是馬世杰的退休金和大女兒的低保金，每月不足1250元。全家擠住在一間12平方米的土坯房內，沒有廚房，沒有衛生間。

　　今年年初，馬世杰作為蘭州市第一批享受到廉租房待遇的居民之一，搬進了62平方米的廉租新房，“新房子一個月才30多元錢的租金”。

　　媒體報道稱，馬世杰“很滿足”，但是卻沒有報道其他人的想法。“貧富混居”是真的“很滿足”，還是真的有爭議？《法制日報》記者進行了調查。

　　在蘭州市雁灘一所豪華商住小區的門口，記者采訪了一名賣桃子的小商販，他對于自己能夠住進這樣豪華小區的可能性完全否定。他說：“即使政府出臺了政策，給了我們優惠價格，住進去了，但這兒極高的物業費我也負擔不起。更何況看到人家豪車豪房，吃穿都 是最好的，對我們和孩子也是一種刺激，不利于孩子的健康成長。”

　　同樣，一位開貿易公司的老板也對“貧富混居”的做法不能接受：“我們花高價買的房子，就圖的是一個環境，一種氛圍，這樣對我們也好，對孩子的教育也好。”

　　這位先生做了一種假設：假如和“窮人”住在一起，萬一他們交不起物業費、暖氣費，難道我們也跟著受牽連？

　　蘭州巨信房屋中介公司董事長陳學禮對于蘭州出臺的由政府主導的“貧富混居”這一政策頗為詫異，他表示，“還是第一次聽說”。

　　在陳學禮多年的二手房經營閱歷中，出現混居情況的，一般是由于房地產開發中涉及到拆遷房，才會和商品房“混”在一起，而這種結果一般會出現很尷尬的局面。

　　陳學禮告訴記者：“由于拆遷戶都是低收入家庭或者城市周邊的農民，所以拆遷的房子往往都供不起暖氣費、物業費，也沒有物業管理，居住環境也不好。”

　　更為尷尬的是，由于這部分拆遷戶交不起相關的費用，導致同一棟樓上的居民開了“兩個門”，正常繳費的走一個門，交不起費的走一個門。“這樣的小區蘭州太多了，至少有十幾個吧。”陳學禮說。

　　一廂情愿

　　開發商稱商品房講究的是身份

　　記者調查發現，不管是低收入者，還是高收入者，似乎對“貧富混居”這一政策都不可接受，這一點或許在蘭州市政府的意料之外。

　　蘭州市住房制度改革辦公室主任孫建中對記者表示，貧富雜居，不會讓某一層次的人全部集聚在一起，更有利于社會和諧穩定。

　　而據孫建中的描述，推行“貧富混居”的具體做法，即在土地出讓時對房地產開發商降低一定幅度的土地價格，要求他們開發出一定比例的限價房。

　　由此可以看出，在“貧富混居”政策的實行中，還有一個主角——房地產開發商。那么，開發商又是如何看待這一政策？

　　主營房地產開發的蘭雅集團董事長宋愛芳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表示，蘭州的這一做法肯定行不通，政府要做的不是在商品房里安插廉租房，而是要加大力度增加經濟適用房和廉租房的建設和供給。

　　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蘭州某開發商則明確表示反對這一做法，他以質疑的口氣反問記者：“商品房和廉租房能放在一起嗎？”

　　他認為，這面對的是兩類消費人群，物業公司所要面對的是兩種管理，收費標準也是不一樣的，根本沒辦法放到一起。

　　蘭州的不少開發商認為，商品房和廉租房不屬于一個類型，前者是“優房”，是開放商為有條件的人群開發的優質的住房，而后者則屬于保障性住房，屬于政府為無房者提供的最低條件的住房。

　　一位開發商表示，商品房是為購房者提供一種供其享受的服務，而廉租房僅僅是為低收入者提供一個可供居住的房子，僅此而已。二者一個是“有房住”，一個是“優房住”，商品房講究的是環境、服務、品質和身份。

　　住房保障

　　政府責任不該推給開發商

　　就在低收入者、高收入者、開發商三方質疑“貧富混居”政策的同時，一位長期關注蘭州保障性住房建設的專家也堅決反對“貧富混居”這一政府主導的做法。他表示，這根本沒有任何可行性，也違背了市場經濟最基本的原則。

　　“在一個高檔小區里面，安插幾戶貧困者住進去，顯得不倫不類。”他說，“保障性住房建設屬于政府的工作，不應該推給開發商。”

　　“退一步講，即使政府在土地出讓時給開發商減免了一部分費用，但是這能夠保證開發商會拿出好的房子給低收入者嗎？”他認為，相反，可能出現的情況是，開發商把錢拿走了，留下的卻是采光、戶型、樓層都不好的房子。

　　“商品房里硬塞廉租房的做法是行不通的。”研究中國三產化的著名學者賀有利認為，我國目前城鎮仍然是中高收入者偏少，低收入者偏多，住房保障需求極大。我國目前城鎮化率僅為46.6%，如果城鎮化率達到80%以上，將有6億農民進城居住，政府的住房保障任務 非常艱巨，唯一的解決辦法是加快建設公租房和廉租房。

　　賀有利告訴《法制日報》記者，加快建設公租房和廉租房，必須認真考慮地方政府的財力。目前地方政府的財力已非常緊張，許多地方政府已經負債累累。一方面，原來用于增加財力的土地現在用于廉租房、公租房建設；另一方面，建設廉租房、公租房又需要大量 的資金。因此，地方政府的財力根本無法長期承擔大量的廉租房、公租房建設。由于保障性住房的欠賬很多，即使所有用地都用于保障性住房，所有財力都用于保障性住房，在短期內仍然解決不了許多住房困難戶的居住問題。即便地方政府用巨額資金解決了相對少的住 房困難戶，而大多數住房困難戶仍在等待，“這本身也是不公平的”。

　　“更為重要的是，居住廉租房、公租房的低收入者在收入提高后，廉租房、公租房的退出機制在我國很難落實，目前許多城市已遇到廉租房、公租房的退出難問題，多年來沒有退出1套廉租房、公租房。”賀有利說。

　　對此，賀有利建議，政府住房保障應以租金補貼為主。租金補貼的住房保障制度是向低收入的住房困難戶發放租金補貼，資金數量相對較小，政府財力負擔小，可以對低收入的住房困難戶實現應補盡補。低收入的住房困難戶收入提高后則停止租金補貼，退出機制易 于實行。在此情況下，如果政府仍有財力，可進行適當規模的廉租房、公租房現房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