敘 述 者： 苗鳳和
整 理 者： 李家偉
維權理由： 汽車上路，罰款跟來。因不滿某些執法部門罰款的隨意性，老苗痛陳罰款之濫，探索維權之道
維權結果： 不但自己遭遇的罰款越來越少，還幫助別人避免不合理的罰款
維權啟示： 要懂法還要守法。問題實在不能解決就向“上邊”反映
苗鳳和，58歲，家住河北青縣縣城。當過汽車兵，從1991年開始跑運輸，從一輛小汽車到一輛大汽車，再到如今的兩輛大汽車，在別人眼里應該算得上發展順利了。但提起這十幾年的跑車生涯，他卻苦不堪言，最讓他叫苦不迭的，是他一見到記者就從一個提包里拽出的一堆票據—“這都是罰款單！”
2003年12月，苗鳳和在修車時出現意外，失去了右臂。他用左手指著那一堆形態各異的罰款單、路橋收費單：“這才是一個月的！”
除了罰款，還會什么？
記者問苗鳳和：你要是守法運輸，嚴格遵照規章制度行車，就算有人想罰也罰不成啊？
苗鳳和詫異地看了記者一眼，聲調立刻上去了：“要是那樣我就沒這一肚子氣了！”
苗鳳和說，如今罰款已經成為他這兩輛車運輸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他這兩輛車現在是從天津往江蘇拉管材，跑長途，每趟下來如果只罰了七八百塊錢，那他就挺高興，“跟沒罰一樣”。而之所以這樣，他分析的原因是如今罰款已經不再是一種處罰手段，而是為罰款而罰款，已經到了想罰就能罰成的地步。
苗鳳和跟記者舉了個例子：“我去車管所上牌照。車管所要驗車，要量車的長、高、寬，可是光量外部尺寸，不量內部尺寸，車管所按照國家頒布的相關標準直接在證上給我打上內部尺寸的數據。可我敢保證，十輛車里就有十輛車的實際內部尺寸跟證上的數字對不上。但我在南方就遇到過給我的車量內部尺寸的事。外部尺寸量完了，一看罰不了錢了，怎么辦？量內部尺寸！”
車主跟相關執法部門肯定是一對矛盾，記者還是堅持自己的觀點：你要是處處都規矩，別人怎么罰你錢？
苗鳳和說，像什么超載、燈光不全什么的，就該罰。但對車主們而言，并非個個都是隨時想鉆空子，車跑在路上，誰最關心安全？當然是司機、車主了，誰愿意拿自己的命玩兒懸？但很多時候車主們根本無能為力，防不勝防。苗鳳和說，拿去年治超載來說吧，交警按行駛證上的數字來判斷你這輛車超不超載，可交通部門卻以軸的多少來確定超載標準，兩家標準就打上架了，讓司機、車主們怎么辦？誰都可以罰款，誰罰款都有依據，都有充足的理由，但全加到車主身上就讓人受不了了。
跟苗鳳和一起跑車的兒子還向記者講了一個笑話：車到車管所年檢，檢完他一看行駛證，總重量后面填的是999噸！這哪是貨車啊，簡直比火車還牛啊！他跑過去想改過來，但人家沒給改。記者聽到這笑了：“這樣一來你這輛車不就永遠沒有超載一說了嗎？好多司機還盼著這個呢！”“什么？”苗鳳和打斷記者的話：“沒那個！到時候就不看證了，看車型，照樣罰！”
罰款濫原因何在？
苗鳳和認為，現在之所以各種各樣的罰款層出不窮，主要原因有兩個。一個是國家有些規定不明確，交警、運政、路政各有一攤兒，造成“誰都能罰，誰罰都有理”；另一個是執法部門在執法思路上有偏差。罰款本來應該是一種懲戒手段，最終目的是為了保證交通安全，但現在罰款已經是“為罰款而罰款”。特別是一些執法部門人是越來越多，不罰款怎么養活這些人？如此一來勢必造成惡性循環。這時再出什么罰款指標之類的現象也就順理成章了。
苗鳳和說，前年在江蘇他兩輛車一次就罰了7000元錢。他指著那一大堆票據：“這才是一個月的！”記者翻了翻，里面的罰款單各種各樣，還有印刷粗糙，標明不能報銷的定額罰款單。苗鳳和說，也許在外人看來他這兩輛車應該是車輪一轉，黃金萬兩了，但這里面真實的苦處別人又怎么知道？
苗鳳和說，車主們不是肥肉，都有各自的苦處。當然，那些執法部門的執法人員也不容易，也得在崗位上堅守，辛辛苦苦。所以，就得雙方多些理解。
不再忍讓
但這種互相理解的局面從目前來看顯然還是苗鳳和一種美好的期望。于是，在跑了十幾年運輸后，沒了一條胳膊的苗鳳和突然覺得不能再這么無限期地賠笑臉、交罰款了。他認為，自己也得維護維護自己的權利了。
2004年11月底的一天晚上，都深夜了，苗鳳和接到司機從江蘇揚州打來的電話：非說咱超載，要罰1900元。苗鳳和清楚地知道車上裝了多少貨，他更清楚地知道這輛車的總重量是39噸，根本不超載，怎么就讓人家給攔下了呢？司機說明了情況。原來，從高速公路下來時要交費，于是過了一下簡易地磅，39噸的車稱出了42噸的數，司機當時沒在意，因為多交幾噸錢實在不算什么事兒。于是交錢下了高速，哪知下來就是交警，要看剛才的過磅單，42噸？超載，罰款！司機掏出裝貨單，解釋了半天，不行，扣車！
接到電話后，苗鳳和一邊通過電話了解情況，一邊立即跟兒子開車奔赴北京，他要去北京找相關部門反映問題！到了北京，花錢請出租車帶路，一番奔波，門都沒進去。父子倆只好又連夜開車返回。這時電話成為苗鳳和惟一的反映途徑了，他連續撥打北京相關部門的電話。第二天早晨，他終于撥通了國家“治超”委員會的電話，弄清了江蘇“治超”委員會的電話，又通過這個電話問到了揚州交警部門紀檢組負責人的電話。至今苗鳳和仍記得那位負責人姓朱，態度很好，高度重視他反映的問題。其實苗鳳和的要求很簡單：給我重新過過磅！我超載我認罰，我不超載讓我走！
“上面”的電話果然好用，第二天下午4點多，苗鳳和的司機來電話了：給重新過磅了，不超載，放行！
據苗鳳和老伴回憶，那一天一夜苗鳳和電話費就花了300多塊錢。記者又給他算了算：連夜往返北京的油錢、高速路費、過橋費，到了北京之后的打的費，最主要的是，貨車停了一天一夜，這些損失都加一塊，夠他省下的那1900塊錢嗎？苗鳳和神情堅定：“不夠！但要是大伙都這么忍下去更不行！”
維權意識的蘇醒讓苗鳳和好像一夜之間比以往十幾年都強大，都堅不可摧。今年4月4日晚，從天津大邱莊裝貨回來后司機跟苗鳳和說了個事兒：在高速路口下來時非說咱這車在高速路上已經待24個多小時了，讓交220元錢。苗鳳和清楚地知道，這段路應該交40元，司機在高速路上跑了不到一個小時，怎么就成24個小時了？當時已經是凌晨1點多了，他讓司機回去休息。然后自己又連夜奔赴天津靜海那個高速路口收費站，找到帶班長，說明情況，人家讓到入口處核實一下。去就去，苗鳳和又到了入口處，值班人員通過查監控錄像明確告訴他那輛車準確的上路時間，并將情況通知了高速公路調度部門。等苗鳳和回到那個出口收費站時，帶班長向他承認多收了他180元錢。
自己花著油錢，交著路橋費連夜找回了這180塊錢。苗鳳和算了算，從經濟上說是不值，但他認準了這個理兒：自己的權利就得自己爭取！
維權三字經
苗鳳和通過自己的維權經歷總結出了維權三字經，那就是“敢、懂、捅”。
敢。苗鳳和說，車主們得有維權意識。對車主來說，一方面得嚴格遵守規章制度，另一方面也得勇于維護自己的合法權利。很多時候車主們是不想較真、不敢較真，這反而造成自己的權益容易被侵害。
懂。就是要盡可能地多了解一些國家的相關法規、政策。苗鳳和說，自己平時就很注意電視、報紙上有關交通、運輸方面的信息，一旦有新法規、新精神面世，他都要想辦法搞清楚弄明白，有時還讓兒子到網上下載下來。不懂不行，就算不是專家，心里也得有個譜兒。他還曾經給省交警部門去過電話詢問相關問題，也得到了滿意的答復。
捅。就是要把遇到的問題及時向相關執法部門反映。苗鳳和特別提到最好捅到上面去。因為依他的經驗，越是上面，態度越好，越把你的事兒當事兒，解決起來也越痛快。
美好期望
在采訪中，苗鳳和希望全社會都來關注車主們的這些心里話，都來關心如何解決這個社會現象，讓整個運輸業良好發展。他說，他都已經快60歲的人了，又是殘疾人，不能再忍下去了。但他還是在情緒穩定之后表達了自己的美好期望。他說，如果國家制訂政策時多些基于現實情況的調查研究，明確各個部門的職責，車主們的婆婆就會少很多，也規矩很多；如果那些執法部門只把罰款當成一種懲戒手段，對司機、車主多些理解，那困擾他的罰款難題也會減輕不少。
苗鳳和又舉了一個例子。有一回他汽車的年檢證沒有貼在汽車玻璃上。交警攔下后直接罰款200元。那時苗鳳和已經拿出了年檢證舉在了交警眼前。苗鳳和說，也許交警罰這200塊錢有理有據，但非得罰錢嗎？我只要撕掉不干膠就能把證粘在玻璃上，提醒、警告都能達到讓我粘證的目的，那為什么非得選擇罰款呢？
苗鳳和說，現在他的罰款單、路橋收費單攢些日子就能當廢紙賣，“罰款單都當廢紙賣了”！他盼著有一天這路上的車和那些管車的人，都規規矩矩的，那該多好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