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1.58億人次，2012年春運，將再次改寫紀錄。與過去很多次春運一樣，一票難求的境況、惡劣天氣的影響、交通安全的舉措等，都會成為一時的輿論焦點。而今年，因為鐵路網絡售票、實名驗票等創新舉措，也引發更有時代氣息的討論。然而，無論是贊賞、建議還是質疑，背后都有著同樣的“潛問題”：春運的壓力，還要持續多少年？

　　春運——“春節客運”的簡稱，可謂當今世界也是人類歷史上規模最大的周期性人口遷徙。由無數普通人構成的這一遷徙行為，既是很多人生存狀態的凸顯，也是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寫照。于個人，在追逐更廣闊生存空間的同時，如何面對戶籍等管理制度的羈絆、如何安放縈繞于懷的鄉愁？于社會，在不斷向前的滾滾車輪中，如何協調地區之間的差異、填補城鄉之間的鴻溝、調整速度效率的關系？這些，都不僅僅是技術問題。

　　本期“時事觀察”，把春運放入時代的景深、世界的視野、社會的鏡頭，看看這一“中國式人口遷徙”折射出的歷史、現實和未來。

　　‘深度透視’

　　—— 春運有多長的歷史 ——

　　1953年就有“春節客運”之說，改革開放后，春運人流隨著經濟發展持續上升

　　新中國成立后，經濟和社會生活發生了巨大變化，許多人因各種原因離開家鄉，就有了春節前后人口的大規模流動。1953年2月，“春節客運”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消息中：“鐵道部指示各局做好春節客運。”1957年，《人民日報》還發表題為《春節期間的交通問題》的社論：“要把這么多的旅客，在這么短的時間里，運送到他們的家里去過春節，節后再把他們運回工作崗位，是一件很困難的事情。”

　　改革開放之后，“春運”二字在1981年3月第一次出現在《人民日報》的標題上。當年，鐵路春運兩個月運客1.21億人次。從此，春運成為春節期間的一個關鍵詞，而春運的客流，也隨著經濟的發展持續走高。1994年，春運期間的全國客運量超過10億人次；2006年客流量突破20億；而今年，這個數字將突破30億。春運客流增長的“加速度”，也折射出中國經濟社會的巨大變化。

　　—— 國外是否也有“春運式遷徙” ——

　　　或分時度假、或發展交通、或錯峰出行，發達國家應對節日客流各有所長

　　很多國家都有自己的節日和假期，也都會在不同時間形成集中的客流。據《北京晚報》報道，在美國，感恩節到圣誕節這段時期是家庭團聚的日子，也是交通最繁忙的一段時期。不過，一方面，很多人會選擇把自己的年假放在這兩個節日前后，在出行和回程日期上能夠錯開運輸瓶頸。另一方面，美國的樞紐城市也比較多，客流不會過分集中在一兩個城市。

　　法國職員每年有五到六周的自由休假時間。法國國內被分成三個地區，各地區休假時間不同，從而避免人群在同一時間內大規模流動，也能減少人們外出休假時遭遇無人服務的尷尬。

　　日本的返鄉客流大致集中在每年農歷七月十五日和公歷新年，乘坐火車是日本人的出行首選。日本鐵路不僅技術成熟、運行穩定，而且車次極多，完全可以滿足在各地工作和居住的旅客們回家團聚的往來需要，所以基本感覺不到因乘客多而產生的乘車壓力。

　　—— 是什么推動數億人舟車勞頓 ——

　　春運是中國幾十年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集中反映，也體現出文化觀念的碰撞

　　春運與其說是一場因節日而來的人口遷徙，不如說是中國社會幾十年來人口流動的爆發式體現。龐大的春運人流中，無論是“民工流”、“探親流”還是“學生流”，都是為拓展生存空間、提高生活質量而在工作場所、臨時居住地與原住地之間的鐘擺型流動。而與這一鐘擺相伴隨的，還有社會成員在社會結構空間、社會地位上的流動。

　　春運人流在東部與西部、沿海與內陸、城市與農村之間的遷徙，同樣也體現著中國在發展中的不均衡。在某種程度上，中國正經歷著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工業社會到后工業社會的雙重變革。無論是發展中的區域差距，還是城市與農村的二元結構，都使得資源更多地向先發地區傾斜，因此也就不可避免地出現規模化的人口遷徙。

　　從文化上看，春運也體現中國文化中傳統與現代的矛盾與融合：一方面，“家”作為社會關系的核心仍蘊含深厚意義，親情、團圓等價值仍為人重視；另一方面，市場經濟大潮中，追求個人價值的完成、個人利益的實現，也在某種程度上挑戰著安土重遷的傳統觀念。

　　【觀點分析】

　　緩解春運壓力需“系統性發育”

　　春運的緊張狀況，不可能僅僅依靠交通運輸的發展來緩解。作為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狀況的集中反映，春運也同樣需要經濟社會的“系統性發育”。

　　目前，造成很大一部分春運客流的勞動密集型企業，主要集中在東部沿海地區，而大量的勞動力則來自四川、河南等人口大省。可以通過產業布局的調整，進一步促進中西部地區發展和崛起。東部地區的產業升級、中西部承接產業轉移，將使勞動力遷徙的距離縮短、成本降低。

　　2011年，我國大陸城鎮人口占總人口比重達51.27%，首次超過農村人口，中國已進入以城市社會為主的新成長階段。但現實中，較之快速推進的空間城市化，人的城市化仍相對滯后。從長遠看，城市化的最終目的應是讓更多農業人口在城市中穩定地居住下來，這也必然會減少目前存在于城鄉之間的往返式規律性流動，進而緩解春運壓力。

　　從社會管理的角度看，還需要在戶籍制度、收入分配等方面不斷進行調整，一方面降低入籍門檻和生活成本，減少“落差”帶來的人口流動；另一方面，不斷擴大中產階級比重，形成橄欖型的穩定社會結構，減少社會階層之間大規模的流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