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什么“寵壞”了一些洋品牌？

　　——國際品牌責任“中外有別”的背后

　　新華網北京1月13日電 (記者 張舵、郭宇靖、周蕊、周琳、陸文軍)1月13日，蘋果iPhone4S正式在中國內地市場上市，這比歐美晚了90多天，引發眾多中國消費者質疑。而此前，強生公司22次產品召回都與中國市場無關，沃爾瑪、麥當勞(微博)等在國內外實施雙重產品標準……在經濟增長強勁的中國市場，外資企業“傲慢”的底氣何來？到底是誰“寵壞”了這些洋品牌？

　　消費者頻遭跨國公司“耍大牌”

　　新產品上市時間明顯滯后，是一些跨國公司對待中國內地市場的表現之一。

　　1月13日，中國內地與安圭拉島、巴布達、玻利維亞等共同成為全球第三批迎來蘋果iPhone4S正式上市的市場。此前，iPhone4S已于去年10月14日在美、英、日等7個國家率先發售。隨后1個月內，韓國、香港等22個國家或地區也加入上市行列。

　　中國內地市場的這一“待遇”似乎已成為一種“蘋果式”慣例。據蘋果公司官網公布的數據，蘋果的iPad第一代在美國發售后167天才登陸中國內地。許多“果粉”抱怨說，蘋果公司的這一安排，與中國消費者對其的貢獻很不相稱。

　　另一個突出表現是，一些登陸中國的國際品牌，對產品質量缺乏責任意識。

　　據統計，從2009年至今，來自西班牙的知名服裝品牌ZARA已經至少7次被各地工商抽檢質量不合格。然而，ZARA并不是唯一成為“質量黑榜常客”的知名品牌。范思哲、路易威登、巴寶莉、阿瑪尼、香奈兒、迪奧等國際大牌都曾在中國抽檢質量不合格。許多知名服裝品牌甚至沒有在中國設立統一的售后服務電話，提供售后服務和退換貨的規定也很苛刻。

　　與此同時，“宜家窗簾因存在勒死兒童風險在北美地區召回，但在中國并不召回”“豐田汽車在中美執行兩個召回標準”……一些跨國公司的產品問題被曝光后，在國外市場立刻補救，但在中國卻以“產品符合國內標準”為由不了了之。

　　還有一些跨國公司則對維權呼聲視而不見。

　　過去一年里，從“多美滋奶粉生蟲”到“羅永浩砸西門子(微博)冰箱”，面對公眾的各種質疑，眾多國際大牌“不約而同”地選擇了“拖”字訣。所謂的賠償、處罰等公眾關心的維權問題，大多“潦草收場”，甚至不了了之。

　　“違法成本低”助推跨國公司“耍大牌”

　　一些國際品牌為何在中國市場搞“雙重標準”？首先，缺乏競爭讓處于壟斷地位的洋品牌有恃無恐。

　　電信專家、北京計世資訊副總經理郭海濤說，盡管中國市場對蘋果極其重要，但蘋果從心態上卻不重視中國。因為它“仗著產品好”，感覺可以“有恃無恐。”

　　同樣，其他不少洋品牌的“拖字訣”也頻頻奏效。因為質量等問題短期內還難以撼動其地位。屢上黑榜的ZARA專賣店中，黃金時段試衣間門口仍然排著長隊。

　　其次，處罰標準中外有別讓洋大牌感覺不到“痛”。

　　上海泛洋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劉春泉認為，中國現行法律法規設定的違法成本低，是國際品牌屢次“犯險”的主因。而在歐盟，觸犯反壟斷法規的公司最高將被處以相當于違規年營業收入10%的罰款。2011年4月，日化巨頭聯合利華和寶潔公司因操縱洗衣粉價格遭歐盟反壟斷機構處以近3.2億歐元罰款。

　　相比之下，一些“洋大牌”在中國即使出了質量問題或欺詐案件，罰單往往只有幾十萬元，根本感覺不到“痛”。堪稱國內處罰“大單”的沃爾瑪連鎖店銷售假“綠色豬肉”案，最終罰款也只有269萬元。

　　最后，一些地方政府有意無意地“寬容”，導致對洋品牌監管力度較弱。

　　華東政法大學經濟法學院院長吳弘認為，一些地方政府出于就業、稅收、GDP等考慮，為一些國際品牌提供了“超國民待遇”，甚至在其涉嫌違法之后疏于監管。

　　打破洋品牌的“超國民待遇”

　　如何狙擊外資企業責任“中外有別”？有關專家認為，不僅需要消費者觀念的改變，更需要提升法律威懾力，提高監管主動性，從制度上保障消費者和勞動者的權益。

　　劉春泉表示，政府應立法規范跨國公司濫用勞務派遣等行為；同時應借鑒國外經驗，對不誠信企業提高處罰門檻，大幅增加企業的違法成本。

　　“監管部門應引導企業認識到合法與誠信是市場的底線，更要正視消費者的感受。”上海市商業經濟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員齊曉齋建議，在用“硬規則”對不誠信的企業進行制約之外，也需營造公平誠信的消費環境。

　　有關專家指出，一些跨國公司“耍大牌”也是中國消費者“寵”出來的。上海大學教授顧駿呼吁，不管是哪兒的產品，消費者應從品質和服務出發理性選擇，“盲目崇洋”的消費觀不可取。